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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主先声21:奠定公共知识分子地位的,不是学问的多少,而是良知和勇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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纵观历史,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,历史上留下英名的知识分子,只有两类,一是发明或传承文化文明的知识分子;另一是反抗所处时代主流政治的公共知识分子。

当国家处于一种正常态的稳定发展的时候,第一类的知识分子由于他们的杰出贡献而使得他们名垂青史。例如,司马迁、祖冲之、李时珍等文化、科技方面的历史名人。

当国家处于一种非常态的状况,例如出现违背人民根本利益的特殊条件的时候,第二类知识分子就开始不断出现。这个时候,中国知识分子也面临着特别的、困难的选择。一方面,转型期的社会现实非常需要敢于直言的公共知识分子;另一方面,“稳定压倒一切”和所谓“舆论导向”的要求处处钳制言论。说还是不说、说什么、怎么说,对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是选择、都是问题。

面对这一棘手问题,这时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分化。他们分化为三个大的类型:一是书斋型学者,他们“两耳不闻窗外事,一心只读圣贤书”;一是成为御用文人,谋求生存机会;第三类型是革命知识分子,他们是“反抗所处时代主流政治的公共知识分子”。例如,李大钊教授、闻一多教授、瞿秋白教授。

此三位教授在各自的专业教学、研究上的成就充其量说也就是一般的学术水平。与他们同时代的和他们相同学术水平的人在我们的记忆里、在历史教科书上都早已荡然无存了,而这三位教授却永垂不朽、流芳百世,这是什么原因呢?

如今,我们回过头来看当时的社会状况,我们会发现其实现在也是同样的问题,即,中国的问题既复杂又简单,所谓复杂是指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情况层出不穷;所谓简单则是价值与是非泾渭分明。此三位教授,却始终坚持人间正道,杀身成仁,舍身取义。

于是,我们知道,评价公共知识分子的尺度不是个人知识的多寡与深浅,而是良知与道德勇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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