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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民主先声16:中国知识分子正在从“为天地立心”快速地沦落为“学干禄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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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载认为中国士人的生命宗旨是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。”(《张子语录》),曾几何时,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”的中国文人开始堕落,堕落成要么皆“学干禄”(《论语·为政》),要么噤若寒蝉。

首先,我们来谈谈知识分子噤若寒蝉的问题。50年前,所谓“右派”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,说了几句“反对集权,要求民主”的话,而且是受“引蛇出洞”、“阴谋”的诱导,结果怎样?55万优秀的知识分子因此改变了一生的命运。1957年,成了中国知识分子挥不去的心理阴影,“一朝被蛇咬,十年怕井绳”,半个世纪过去了,阴影仍在,井绳尤存!利剑高悬,心有余悸。

90年代起,中国对知识分子的物质待遇作了很多调整,评定职称、提高薪酬、附加各种津贴和待遇、房屋分配和内部价格售房、医疗、用车或用车津贴……总之,中国作为森严的等级社会,也让知识分子分一杯羹,部分地进入这个等级体制之内。当然,仅限于安分守己的人,凡是胆敢拂政权逆鳞的,则扫地出门,若论人身囚禁那只是最后手段,首先是让你“不称臣者不得食”。而在中国大陆这非驴非马的半截子市场化商品化社会里,生活的压力,致令“君子谋道不谋食”、“从道不从君”的精神道统发生了蜕变。

当然,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愿意去“学干禄”的,但是他们也不再敢于言论自由了,最多只能“道路以目”。李银河的“封嘴”决定、沙叶新的“妥协”感叹,皆是如此。

其次,我们谈谈当代中国文人皆“学干禄”的事情。自古以来,科举制取“仕”与无可奈何下的归“隐”,就开始存在一个体制内外的问题,体制内“居庙堂之高”,体制外“处江湖之远”。

无论体制内外,张载认为,中国知识分子皆应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
世开太平。”

然而,西方的“高薪养廉”到了中国却完全成了一种新的人文景观,即“高薪养奴”。于是人们便得睹奇观,一些“知识分子人渣”迅速泛起,89年之后曾名噪一时的何新,已非万人唾骂的单独例子。他们成为极权主义的家臣和食客后,便开始了对知识分子同类的倾轧。例如,有民间学者提出“公共知识分子”概念,并撰文登载于《南方周末》,旋即遭《解放日报》评论员文章大张挞伐,指斥为“挑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”,此篇大批判檄文还受到该报嘉奖,列为年度“获奖”之文。

这些已经主动被豢养的知识奴隶,严格来说他们不能被算作知识分子。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卑劣的奴性言说吧。他们认为批判当权者的异议人士是“拿起筷子吃肉,放下筷子骂娘”。

他们甚至鼓吹把异议人士都流放国外去当“活烈士”。 为了推卸良心的重压,他们不但“躲避崇高”,而且嘲笑崇高;自己的道德矮化了,却要去矮化比他们高大的人,把标尺的刻度拉下来,于是自己看上去也不那么矮了。例如讪笑政治异议者为表演“反政府秀”的不但有新左派、新毛派和“爱国教”的信徒,许多自称思想独立的士人也作此语,以安抚自己蒙垢的良知与沉滞的心脉。

当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沦为豢养的朝廷鹰犬后,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”就变成了为“为极权立心,为俸禄立命”了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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